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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春海:如何看待“藝術考古熱”?

2019-10-08 20:54:09 來源: 澎湃新聞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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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練春海

近年來,藝術考古似乎成了一個時尚,各種有關的書籍出版、會議、講座、論壇蜂擁而上,它與真真假假且還在持續升溫的國學熱,如火如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熱以及各地涌現的推動“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發展國家戰略的學術熱都能掛得上鉤,所以不論是社會熱點所帶來的連鎖反應也好,還是中國文化事業發展的大勢所趨也好,藝術考古實際上是一個可以輻射到多個文化領域的學術話題。

當我們抽身旁觀,反思這個處于熱漩渦中心的高冷學科,會發現事實上這股熱潮來得并不是毫無根據,不是一堆好事者盲目推動的結果,這股學術熱以及相關的文化普及熱的形成其實有一個過程。認真思考起來,至少有三個原因可以幫助去理解何以這個文化現象可以持續發酵:

一是藝術考古可以緊密我們與過去的聯系。藝術考古是我們揭示人類悠久文明發展史的利器,它可以把古代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鮮活細節呈現給人們,讓人們重溫歷史的波瀾壯闊。今天我們討論民族、社會、文化、世界觀都是基于我們對自身文明的認識和把握,如果不能對自我進行準確的文化定位,我們很難在世界民族之林擺正位置,自然就無從討論如何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協商共同發展的大計。

古代遺留下來的文化,有一部分尚以活態的方式存在于人們生活的周遭,例如人們世代相傳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實物和場所,這些被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對藝術考古的追捧無疑與非遺保護有密切關系,為什么非遺保護會讓藝術考古“發燒”并持續升溫呢?實際上這涉及到一個我們怎么去看待“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概念上講,無論是“非物質”文化,還是非“物質文化”,這個術語的重心始終落在“文化”上,但值得注意的是,“物質”與“文化”這兩個概念雖然互為表里,但通常我們探討事物物質層面的時候,就不會去探討它的文化層面,因為后者此時相當于“精神性”。

對于同一個事物而言,它們往往指涉的是事物的抽象與實在這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可是我們在討論“非物質文化”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卻是把落腳點放在物質上,此時的“物質”又是文化的“載體”。這種情況越往歷史的早期追溯越是如此,所以要做好“非遺保護”,首要任務就是要做好“遺產保護”,研究有形的遺產,因此出現“遺產熱”,加上此前就存在的“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與機制,二者的合流必然會給藝術考古熱的盛行添薪加火。

二是藝術考古可以為當下提供資源。如何創造今日的輝煌,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總結昨天的經驗與教訓。我們所謂的文化傳承,就是要把“文化傳統”之火炬傳遞下去,為此要做的一項基本工作就是把我們這個文明中被證實為成功的經驗提取出來,將之發揚光大。這里既有如何利用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豐富人們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也有通過向傳統學習,并舉一反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把文化創意產業與古代文化遺產結合起來,傳承和培育出具有悠久文化傳統根基的當代中國文化。

藝術考古與考古不一樣,考古重在解決出土文物的定性問題,通過研究確定它在歷史時空中的位置,而藝術考古則更強調發掘隱藏在文物遺存背后的歷史與文化訊息,后者可以為當下提供很多文化資源,也可以直接轉化為可利用的學術資源,這些資源可以彌補發生在中國的傳統藝術史研究的不足。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探討中國藝術史專業設置的問題時,最終把它安排在了專業院校,這種錯位實際導致了藝術史研究在事實上的闕如,很多考古發掘出來的材料不能夠得到有效的闡釋,關于材料背后的文化歷史信息未能得到深入的討論,而這點對于發掘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又非常重要。

拿影視業來說,斯蒂芬·索莫斯(Stephen Sommers)導演的《木乃尹歸來(The Mummy Returns)》這樣的經典影視,就大量地吸收了古埃及文化研究成果,國內的影視這幾年在這一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展,比如《漢武大帝》就邀請了歷史學家王子今作為學術顧問并且審片,雖然影片中實際還有不少篡改、拼接的痕跡,但在整體的道具風格、藝術語言上,還是能夠看出劇組為還原影片中秦漢時期的歷史原境所作的努力。連續劇《羋月傳》的劇組為了還原歷史,服裝造型設計師還特意考證了秦代的染色水平,證明當時的染色水平已經很高,并不像觀眾所傳言的那樣,“服裝色彩過于艷麗”,當時的染色水平已經能夠染出各種鮮艷的顏色,只是要將顏色固定比較困難而已。藝術考古的當下價值不僅體現在娛樂業,在其它產業(如文創產業)上也同樣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

三是藝術考古為未來提供鑒照。地球上各大文明的發展此起彼伏,相互影響。藝術考古的努力可以為人們判斷未來世界的發展、演變趨勢提供有價值的歷史參照。遠的不說,就以大家所熟悉的國家級頂層戰略“一帶一路”為例,這項以開拓我國與世界全面合作新格局為目標的區域性合作平臺,命名的本身就反映了歷史(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與當下的關系。在鋪設這樣一條具有雄厚歷史積淀的絲綢之路,以及未來充分發揮這條道路的價值來造福沿線國家與民族的探索過程中,有許多具體的環節需要進行論證,其中藝術考古研究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利器。

藝術考古近年來的發展,逐漸開始大量吸收人類學、藝術史、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對已有發掘材料進行詮釋與辨析的基礎上,將各種相關學科的知識融匯貫通,推陳出新,從而讓我們更加全面、立體地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化,對傳世文獻中的敘述、立論有一個更加客觀的認識。眾所周知,歷史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傳世的古代文獻縱然有許多是由像司馬遷這類“秉筆直書”的史官、學者所編撰,——當然司馬遷也難免其主觀的一面。——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挾帶著“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著述傳統,以及出于各種目的而進行的任意篡改和刪削的習性,何況還有層累的誤差,其實我們所面對的歷史早已面目全非。

而藝術考古則具有對歷史敘事進行糾偏的功能,通過對地下出土文物的考察、研判,重新評估傳世史料的價值,在雙重證據或多重證據的基礎上,從史料中剝離出更加接近事實的精髓。以漢代出土字磚為例,金石學的發展使得不登大雅之堂的墓葬出土字磚在宋代開始為人們所關注。洪適的《隸續》收錄了東漢永初、建初等年代字磚拓片五件,趙明誠《金石錄》中亦收錄有字磚。清代乾嘉學派產生以后,漢代磚文書法更是引起了研究者、書法家的重視,出現了大量的著錄,有些愛好者、研習者及研究者甚至言必稱“秦磚漢瓦”。但是我們如果拿海昏侯墓中出土簡牘上所書的文字與之對比,就會發現所謂秦磚漢瓦、漢代字磚上文字整體水平并不高,大多數都談不上“刀法”和“美感”,畢竟它們的創作主體是文化水平和素養在當時都比較低的工匠。因此,如果跳出金石學的框架,在漢代出土的包括簡牘、帛書、碑刻、字磚、瓦當在內的漢代書寫系統中來考察秦磚漢瓦的書寫水平,而妄下結論、冒然拔高是很不科學的。

藝術考古研究,以古物為原料,以當下為契機,以未來為導向,把中國文化發展洪流中的點(遺址、文物等)、線(文化發展規律)、面(文化帶、文化走廊等)全面激活,由它所帶來的古物新知正通過“一帶一路”文化戰略和孔子學院等文化輸出渠道,把亞歐和非洲這些古代世界文化長廊串聯起來,為更加全面、立體地詮釋世界文化生態做了一個很好注腳。

文化熱固然是好事,但是這樣的熱能夠持續多久?如果只是虎頭蛇尾的發熱,那弗如寧缺毋濫。因此,作為專業從事藝術、考古、藝術史研究的學者來說,如何在一片文化熱中抽身而出,回到藝術考古研究中更為本質的理論與方法的建構中來,回到“把冷板凳”坐足這樣的一個理論準備中去,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態度,只有如此,一種文化所散發的熱輻射才能源遠流長,為世界文化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原動力。

(本文摘自練春海著《重塑往昔:藝術考古的觀念與方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鄒慶強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責任編輯:鄒慶強_h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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